近年来，从自然灾害，到疫情出现，再到农产品市场大幅波动，几乎每次遭遇比较严重的灾害，农民的心血付诸东流，都会提出以下问题：为什么在大灾面前，农业保险会如此脆弱？究竟怎样才能让农业保险这个农业生产的“稳定器”更好发挥作用呢？
事实上，农业保险在我国经历了从无到有、从有到优的发展历程，特别是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“加快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”以来，农业保险进入高速发展的政策黄金期。一项统计报告显示，仅2007-2016年，农业保险提供风险保障从1126亿元增长到2.16万亿元，年均增速38.83%；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从51.8亿元增长到417.12亿元，增长了7倍；承保农作物也从2.3亿亩增加到17.21亿亩，增长了6倍。这充分说明，我国农业保险体系正在不断完善，其对农业生产的覆盖范围和保障水平显著提升，农民的参与度也大幅提高。
当前，我国农业保险体系中扮演主要角色的是政策性农业保险，商业性农业保险占比很小。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障标准一般按照“低保障、广覆盖”的原则确定，并主要承保农作物的物化成本。不可否认，从现实层面看，“低保障、广覆盖”首先适应了我国农业生产地域分布广、涉及人口多、发展条件复杂以及分散经营的小农户占比高的特点；而“低保障”的前提是“低保费”，特别是2007年中央财政实施农业保费补贴政策以来，农民需要负担的保费很低，这样的制度设计有效推动了农业保险在农村的快速普及。
然而，随着农业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，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前进步伐却在大灾面前频显趔趄。尽管保费低、扶持多，农民的获得感却不是很强。从主观层面看，农民的保险意识不强是一个重要因素。有的农民对灾害发生存在侥幸心理，认为买保险是白花钱；加之近年来种粮比较效益下降、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增速快于经营性收入，农民的参保意愿也受到影响。
但从更深层次的因素看，当前农业保险体系自身存在着一些不足：
一方面是保障水平不高，影响了“减震器”功能的发挥。虽是“低保障”，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赔付比例并不低，因其主要计算物化成本(有的省份和险种计入了一些非物化成本)，而近些年农业生产中劳动力、土地租金等非物化成本大幅上升，有的甚至已经超过物化成本，因此导致了赔付金额与生产总成本的“倒挂”。以安徽为例，该省制定实施的《政策性农业保险实施办法》规定“大灾险”为水稻800元/亩、小麦650元/亩、玉米550元/亩；而安徽省物价局公布的数据显示，2017年该省早中晚籼稻和粳稻的平均总成本为1119.71元/亩，小麦总成本为862.22元/亩，玉米总成本为842.53元/亩。除赔付金额不足以支持生产总成本外，保险品种较少也制约了许多农林牧渔产品的参保，比如，不少地方特色农产品就未被列入农业保险范围。
另一方面是配套服务和运行机制不完善，降低了农民参与的积极性。经历过灾后理赔的农民，普遍反映理赔手续比较复杂，加上一些农村信息化基础建设不完善，保险办理信息化水平较低，个别地方在农业保险信息管理平台应用上甚至存在“肠梗阻”现象，影响了农民参保的满意度。农业灾害鉴定的技术要求较高，许多基层保险公司的人才和技术装备难以达到要求，加上大灾面前往往受灾农民多、鉴定时间长、牵涉面积广，以有限的人力做到高效的精细化管理是难以实现的。更重要的是，目前农业保险的大灾风险转移分散机制还不够健全，当遭遇区域性大面积灾害时，当地农业保险机构可能出现难以支付巨额赔款的运营危机。
可见，农业保险体系如果自身存在不稳定因素，将难以发挥好“稳定器”作用。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，“加快建立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”。针对农业保险体系存在的突出问题，主要应从两个方面着手发力：
一方面，要以“扩面、增品、提标”为导向，优化农业保险体系的运营机制。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，给予地方政府更多自主权，依据地方实际选择农林牧渔产品作为保险标的。增加农产品价格指数保险等多种农业保险险种，探索农业商业险、农村保险互助的多元化实现形式。进一步优化政策性农业保险功能定位，逐步转变“低保障”的政策导向，提高赔付标准和补贴标准，将非物化成本纳入赔付计算公式，重点实施好正在开展的稻谷、小麦、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试点。
滇公网安备 53282202000126号
